大甲溪流域相關水地景——水地景敘事

　　水地景敘事建立目的為從生活地景與空間中，藉由與人們相關發展的水利設施出發，讓社會了解大甲溪的特性，奠定未來對於大甲溪流域相關課題之跨領域基底。因此水地景敘事架構為「大甲溪特性與形成的地形」、「壩體：石岡壩」、「堤防護岸」、「自來水事業」、「水圳系統：葫蘆墩圳本圳、東汴幹線、軟埤溪葫蘆墩公園範圍，以及神岡浮圳範圍」、「結論與討論」。首先談及大甲溪流域的特性以及自然地貌，讓閱讀者了解大甲溪特性，以利後續段落談及的水利設施之於地景變遷，可以對應至大甲溪流域的特性，扣合再一起加深了解。以下為地景敘事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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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特性與形成的地形

　　打開衛星影像（Google Map 或是 Google Earth），將時間定格在2022年，並將畫面拉近大甲溪，觀察到大甲溪河道中有沙洲與水路，也可以看見人工湖泊的存在（圖1）。於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中查詢臺中地區或是找尋戰後航照，將畫面一樣拉近大甲溪，可以發現在古地圖上或是戰後航照後仍可看見大甲溪河道更寬並擁有多重沙洲的水道樣貌（圖2）。從河流型態上，大甲溪為「辮狀河（braided river）」。

　　流量與坡度是河川能量的變數，而辮狀河道也相較於蜿蜒河道的河川能量大（Brewer, & Lewin, 1998)。當坡度上升，河川的產砂量也會增加（Petts & Foster, 1985)。辮狀河的河川類群通常因中央山地的抬升與擠壓，形成上游集水區的脆弱地質與陡峭地勢，當降雨量集中、降雨量高時，陡峭的山坡因為保持不住土石因此容易崩落，產生大量的土砂匯入河川中，在出山口、河川能量消散之地淤積，形成沖積扇，而大甲溪屬於辮狀河道（楊佳寧、郭鎮維、游牧笛、沈淑敏，2022）。陳樹群與安軒霈（2012）所著作的研究中，將大甲溪流域使用河川型態五層分類法得出，大甲溪中游河谷陡峭、地質脆弱、斷層帶經過而有地層活動、水系切割程度大、河網密度高，因此大甲溪形成多產量的土砂河流。

　　此外，大甲溪形塑出的地形地貌與斷層帶的斷層活動相關，而斷層活動也影響大甲溪的流路（圖3）。在數十萬年前，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形成聯合沖積扇，扇端位於大甲、清水、彰化、二水等地區，而後因為車籠埔斷層活動，西側相對陷落，大肚山與八卦山臺地隆起，形成臺中盆地（張瑞津、楊貴三，2001）。因大肚山與八卦山等西側臺地的阻擋以及臺中盆地地勢相對低，因此大安溪匯流入大甲溪，大甲溪向南流入烏溪（張瑞津、楊貴三，2001）。東側臺地因為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濁水溪的侵蝕與切割，形成東側的丘陵地，也因為車籠埔等斷層經過，地層活動，形成新社河階群（張瑞津、楊貴三，2001）。位於造山帶的河道流入較寬的沖積空間時，因地層抬升及河道下切，形成河階（楊佳寧、郭鎮維、游牧笛、沈淑敏，2022）。而在一萬年前，大甲溪在臺中盆地北邊形成沖積扇，以豐原翁社為扇頂，神岡為扇端，扇端沈積的高度超過西側臺地的地勢，而大甲溪下切沖積扇的北部，切開大肚山與后里臺地，向西流入臺灣海峽（張瑞津、楊貴三，2001）。大甲溪在豐原附近因無河谷或是河階的限縮，河道瞬間開闊，使得大甲溪的能量不再拘束於相較狹小的空間中，因此能量釋放，再也帶不動較大的石塊，因此在豐原，往臺中盆地傾斜西南方沈積河川運輸的礫石，於神岡形成扇端。最後，在后里臺地與大肚山臺地的出河口，大甲溪與大安溪形成聯合沖積扇（張瑞津、楊貴三，2001）。大甲溪與大安溪形成聯合沖積扇，礫石堆積形成沖積扇，因為礫石之間的空隙可儲存水，形成地下水。於5月本團隊與甲安埔社大踏查大安大甲出海口社區，在大安區的社區中，家家戶戶的門前有小湧泉池，過往家戶會在那裡洗衣、洗生活需要用的東西。現在轉為使用自來水管線，家門前小湧泉池有些被堵上，有些仍在使用。而這些湧泉池或許即為大安大甲聯合沖積扇所形成的地下水脈（圖4）。

　　因此在臺中地區中，擁有山區地形與河川峽谷、河階群、沖積扇、臺地、盆地平原等地形，也奠定人們與大甲溪之間的關係。山區地形與河川峽谷陡峭的地勢間接影響大甲溪壩體運用與建設；盆地平原奠定農業發展；大甲溪豐沛水量奠定水利灌溉；沖積扇的礫石組成部分奠定自來水事業發展等，可以看見水利設施包含水圳系統、水力發電的壩體、堤防護岸、自來水等，或許多數奠定在大甲溪的特性與大甲溪所形塑出的地形上。

壩體水庫——石岡壩

　　本團隊鎖定石岡壩作為研究大甲溪流域內的水地景的基礎。本團隊將石岡壩視為建構大甲溪流域水地景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石岡壩連結平地水圳系統（葫蘆墩圳系統以及支線——神岡浮圳）、自來水系統、上游系列水庫、堤防護岸，建立以水利設施為基底的大甲溪流域相關水地景。因此本團隊從石岡壩周遭的水地景開始延伸敘事。

　　今年2月及8月本團隊實地踏查石岡壩周遭的地景，包含壩體的上下游之處（圖5、6、7）。壩體上游的地景呈現人工湖泊，並且也與湖水表面高度與兩岸的土地高度相差不大。兩旁的兩岸也擁有人們居住所形成的區域，並倚靠丘陵或是山丘。壩體下游有水流流經的濕河道已深深切入岩盤，而消能工程如消波塊、固床工、跌水工放置於河道中或是配沖刷至河道旁，也成為河道地景中的一部分。而這樣壩體上下的河道有著不同的景觀呈現，也無疑與河溪自然樣貌有所不同。這樣的地景與壩體水庫的建立等社會經濟以及自然事件相關，而這樣由河溪與壩體水庫組成的水地景，本團隊將再梳理驅動水地景轉變的社會與自然作用。

　　石岡壩的存在最初是因應大甲溪水力發電以及戰後經濟復甦而生，而大甲溪水力發電與政府政策及戰爭有所關聯。也因為大甲溪流域的特性如中上游邊坡陡峭以及自然條件如地質、斷層帶分佈等，以及近代的水利保護工程等自然作用力與社會趨力互相交錯影響並形成現在石岡壩周遭的水地景。

　　日本政府因為國際戰事需求，加上大甲溪自然條件，規劃大甲溪水力發電與接住發電尾水的壩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規劃在臺灣建設現代化工業，但因煤鐵等產能自然資源不足，因此計劃發展大型水力發電，在那時八田與一已相中大甲溪作為水力發電的所在地（黃則煜，2016）。1930年代，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政策由「工業日本、農業臺灣」轉為「農業南洋、工業臺灣」，為了確保國防事業發展擁有足夠的電力，因此日本政府決定發展大甲溪水力發電事業（朱瑞墉，2005，＆ 李瑞宗, n.d.）。大甲溪的水力發電也有助於日本政府開發新高港及新高市（李瑞宗, n.d.）。現在德基水庫的庫址是一個開闊的扇型集水區，而水庫中游在短距離下，河床坡度落差大、狹窄河谷，並且大甲溪水量豐沛，因此日本政府勘查、選定，並於1939年發表「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於1942年通過「大甲溪開發事業計畫」（朱瑞墉，2005，＆ 李瑞宗, n.d.）。原初的水力發電場址的規劃擁有八座，加上一座調節池承接上游水力發電放電的尾水，經調節後再排入大甲溪，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導致建造人力調配至建造防空洞和軍事隧道，因此天冷發電廠（天輪發電廠）及達見水庫（德基水庫）被迫終止（朱瑞墉，2005，＆ 李瑞宗, n.d.）。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為了復甦戰後經濟，因此接續日本政府未完成的大甲溪水力發電。國民政府派員遠赴美國勘查田納西流域的水資源多元開發使用，以準備大甲溪流域的多元開發使用（朱瑞墉，2005）。於1954年提出「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計劃大甲溪的多元利用如水力發電、增加農業灌溉、促進交通建設、港口都市工業建設、蓄洪調節，並著重於達見水庫（德基水庫）與臺中港的建設（朱瑞墉，2005）。而作為調節水力發電尾水的石岡壩，同樣也在「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中被賦予多元的角色如調節發電尾水、農業灌溉、民生交通工業供水設施等（臺灣省水利局，1974）。

　　石岡壩也因應臺灣經濟發展需求及臺中港而建立，有助於臺中港用水與臺中港工業區發展。戰後，臺灣出口受挫、物資與資金缺乏，因此國民政府以美援恢復出口貿易，但多為價值與數量相較低的農產品，因此在1950年代推動「進口替代」政策及美援下，奠定臺灣勞力密集的民生工業發展，從農產品出口轉為輕工業出口貿易（楊文利，2001）。1960年代因為貿易出口量增加，基隆港與高雄港無法負荷，因此增加臺中港分擔貿易出口量，並於1976年完工，而1977年石岡壩完工（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n.d.）。

　　大甲溪水力發電及石岡壩因為戰事與經濟發展需求建立，使大甲溪原有自然辮狀河道變為由人工湖泊、區段水道、橫向構造物組成的地景。水壩建構在河道中，並非靜態不變，而是動態改變大甲溪自然河道的地景甚至是改變周遭的地景。河川的永久基準面應為相對的海平面，而局部基準面會形成於河川發源源頭與海洋之間，而人工壩體是在河川源頭與海洋之間的一個局部基準面，影響河川堆積與侵蝕作用（leopold, & bull, 1978）。河溪是縱向與發源源頭至出海口整體的連結，橫向與兩岸邊坡與土地系統連結，而橫向構造物的存在干擾土砂及水流的縱向運輸，形成上游淤積、下游侵蝕的河道地景，因此河道地景也會慢慢變化。

　　現在看到石岡壩上游人工湖泊淤積、下游河道沖刷、下游舊水圳取水口懸空、消能工程放置河道中的地景，石岡壩本身即為改變地景者，而九二一大地震以及颱風應是加速河道地景及石岡壩周遭地景變化的自然事件。

　　大甲溪中游區段有斷層（車籠埔斷層）經過（圖8）。而大甲溪中下游新社、石岡一帶形成許多河階群，可顯現新社、石岡的中下游地方造山運動活躍（楊佳寧、郭鎮維、游牧笛、沈淑敏，2022）。因此車籠埔斷層的活動造成九二一地震，也抬升石岡壩位於河道之處，並在縱向的大甲溪河道中形成遷急點（knickpoint），於大甲溪埤豐橋以上至石岡壩形成回春作用（陳樹群、安軒霈，2012；蔡文豪、謝國正、張東宸，2010；陳樹群、張豐年、邱彥瑜、鄭皓元，2022）。河川擁有自己的自然平衡與調節機制，當河床坡度被抬升，河川為了回到原有的自然平衡，會漸漸向源侵蝕，減緩河床坡度高差，侵蝕作用增強，自我恢復。但因石岡壩的橫向阻擋，使大甲溪無法自我恢復原有河床坡度的平衡。上游水流運輸下來的土砂被攔截在庫容中，因土砂不足以致水流侵蝕河床在下游持續發生。也因為大甲溪試圖用自身的力量回覆原有的河道平衡，因此石岡壩下游河道下切。而石岡壩壩體河床的平均覆蓋層為6公尺的礫砂與土組成，岩盤為易風化的卓蘭層砂質頁岩及泥質砂岩所組成（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1）。因此河床持續下切至軟岩盤。九二一震抬升河床與壩體的高度，導致上游的坡度減緩，下游坡度變成更大，壩體上下游的河床高程差距變大（陳樹群、張O年、邱彥瑜、鄭皓元，2022）。

　　颱風也是加速河道地景變化的自然驅力之一。大甲溪的河谷兩岸邊坡陡峭、地質以較脆弱的沖積層或是沈積岩為主（圖9、10）等，颱風帶來的雨量降低邊坡的穩定度。因此邊坡崩落，土砂側向匯入河流系統中，並被壩體攔截沈積在水壩系統中。陳樹群與安軒霈（2012）研究顯示大甲溪中游河谷兩岸坡度陡峭，增加崩塌的潛在機會。而大甲溪屬於辮狀河流型態，也可以推估土砂產量大是大甲溪的特性之一。1999年九二一地震鬆動大甲溪流域的地質，而2001年桃芝颱風及2004年敏督利的大規模降雨，造成新的土石流、大規模的岩層下滑，以及大範圍的沖積物與河流土砂從上游河段沖到中游河段（Hsieh, Liao, & Chen, 2016）。此外，在發生九二一地震前後，在大甲溪流域中的土石流發生面積增加4倍（Hsieh, Liao, & Chen, 2016）。

堤防護岸

　　在上一段提到，石岡壩改變大甲溪河道地景，而石岡壩也在空間中，在上游東勢石城社區形塑出新的水地景。石岡壩的抬升使壩體上游沙連溪與大甲溪的匯流之處的河道坡度趨緩，加速淤積，以致當遇颱風或是大雨時，增加易淹機率，因此石城社區建立新護岸以及清淤排水工程（陳樹群、張豐年、邱彥瑜、鄭皓元，2022）。

　　在現今的臺灣河川兩旁無處不見堤防或護岸。大約從清領末期人們開始採取堤防保護生命財產的安全，改變河川、洪水、人們居住空間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也讓原屬於辮狀河道、多流路、產生沖積扇的大甲溪改變型態，減少自然河道原有的面積與流路，改變自然河道地景，但也形塑出新的地景。洪敏麟等（1989）編輯的《大甲溪流域開發史》對於大甲溪的敘述中以及《百年歷史地圖-臺灣堡圖》1904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寶圖（明治版）（圖11）與1921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寶圖（明治版）（圖12）中，都呈現了大甲溪流路十分複雜樣態。在颱風或是大雨過後，大甲溪時常發生洪患，河水氾濫近平原釋放能量，也是因為這樣才會形成河川整治工程。

　　河流會在屬於河流的空間中自然擺盪，以及氾濫釋放能量。但當人們的空間使用逐漸擴張，人們開始角逐與河流的空間，將空間使用推展至河流的古河道地區或是現在的河道地區，並築起堤防保護生命財產，河流會因為空間的縮減而極力掙扎衝破。以從下溪洲地區的豐洲堤防為例。從《百年歷史地圖-臺灣堡圖》1904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寶圖（明治版）（圖13）上可以看見，下溪州原是大甲溪的河道，最初僅有少數種植的痕跡，因此大甲溪仍可流經下溪洲地區，也可以看見多流路的樣貌。近代的下溪洲地區、神岡地區鄰近大甲溪畔擁有大面積的工業或是建築利用，而豐洲堤防的建立也是為了保護堤防外的豐洲工業區與居民。然而，因為大甲溪仍想擺動以及豐洲堤防所在之處本為大甲溪的河道處，因此豐洲堤防已損壞數次（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2020）。

　　由河川河道、堤防護岸、聚落產業等組成的水地景以及水地景元素的轉變可以反映出人們與河川之間的關係變化。此外，人們對於水的心理狀態也成為水地景中無形的一環。人們與河溪之間開始存在著緊張不安的關係，但又需要利用河溪的水作為灌溉農業、生活用水甚至是現代發展工業用水的來源。洪敏麟等（1989）編輯的《大甲溪流域開發史》一書中也提到，最早的河川治理工程出現於清領末期，前期可能因為技術不純熟或是僅專注於農耕灌溉發展因而未有著墨，但末期於1881年在位於現今海岸鐵道線上游處，建立使用卵石築起、外部使用竹籠護坡的堤防，保護居民的聚落與田園，全長7.5公里。而日治時期前期，日本政府也著重於擴大農業灌溉發展，並未著重於河川治理，但中後期也因為需保護埤圳、聚落、農田因而開始規劃河川治理及調查大甲溪（洪敏麟等，1989）。並於民國9～10年（1920年～1921年）建立三塊厝堤防、民國19年（1930年）建立東勢堤防、民國24年（1935年）與民國25年（1936年）建立六塊厝堤防與南埔堤防、民國28年（1939年）在大甲溪中段右岸建立舊社堤防（洪敏麟等，1989）。在戰後，水利設施損毀與破損，因此國民政府為了穩定民生與降低災害，修補破損的堤防並新建工程，也著手完成日本政府未能完成已規劃好的工程（洪敏麟等，1989）。

　　人們需要水，也需要河流，但同時也防範著他們。因為保護產業與生活的發展，改變大甲溪原有自然的地景。但似乎大甲溪的特性不會改變，並且也想改變現在組成的水地景，因此每每皆想要衝破堤防保護，釋放積累被限制的能量。當堤防損毀後，人們修補調整，而這樣來來回回人們與大甲溪的互動以及心理狀態，也像是構築了的一個真實活得地景。

自來水事業

　　自來水建設或許也是大幅改變大甲溪流域相關水地景的趨力原因之一。在還未有自來水供水設備以及壩體水庫的存在時，多數的臺中在地居民直接取用地表水如河溪、修築渠道引水或是透過鑿井取用地下水。因此居民的生活空間中即包含直接用水空間，或是取水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空間緊密相連。在自來水、淨水場、壩體水庫建立後，供水與用水的地理界線逐漸模糊，也使取水與用水的空間不再重疊或是相容。在大甲溪上建立石岡壩與德基水庫以及大安溪建立鯉魚潭水庫後，並搭配淨水廠與地下自來水管線，將水輸送至大臺中地區的家戶中使用。

　　自來水的建設使由人們與水圳及地下水井之間的直接生活互動變為家戶內水龍頭出水的微小水景，也在地表與地下形成另外一個看不見的水地景。過去日本人未建設自來水供水設備時，臺灣多數居民取用河溪、湖泊、鑿井、修築渠道、地下水等地表與地下水體作為生活用水（陳琬翊，2008）。在未有自來水建設時，日本人調查結果顯示豐原、神岡地區的居民取用水圳內的水作為生活用水與飲水（陳琬翊，2008）。本團隊在實際走訪葫蘆墩圳本圳時，發現本圳旁仍留有一個洗衫坑，或許也可佐證過去居民於水圳旁引水清洗生活用品，使用水圳留下的痕跡。

　　進入日治時期時，為了改善公共衛生，因此開始發展自來水供水設備系統，奠定臺灣近代自來水事業。日本政府為了阻擋瘧疾、霍亂等疾病，1896年聘請英國工程師巴爾頓作為衛生工程顧問與擔任衛生課技術師的濱野彌四郎合作建設臺中市區的自來水供水設備。透過勘查，巴爾頓發現臺中地區的地下水位高，地下水充沛，因此決定取用地下水作為供水來源。在水源地公園開鑿水井，以及建立處儲水塔，於1916年完工水源地上水塔（位於現今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現為歷史建築，作為自來水公司辦公室），並在1922年增加抽水機，以及於1923年增加第二口井。取得地下水後，將水存於上水塔沈澱淨水，並使用自然重力將水透過地下水管配送至市區（臺中市政府，2010；國家文化資產網，n.d. ）。

　　工程師利用臺中地區地質層的特性，建立自來水事業。而臺中地區礫石層的高含水量（圖14、15），也與大甲溪及鄰近流域的特性相關。在最前面有提到大甲溪屬於辮狀河道、土砂產量大，屬於辮狀河道的河流，通常河川能量大，能運輸大量土砂。並且大甲溪在豐原翁社形成沖積扇的扇頂，往西南方向延伸。正是因為大甲溪在臺中盆地的地方沒有了兩旁山壁的束縛，因此河川能量發散，沒有力氣時，帶不動大量的土砂，因此就地堆積。而鄰近的大安溪流域與烏溪流域也屬於辮狀河道，因此當探測臺中盆地的地質層時，可以發現礫石層佔極高比例，這些皆為河溪早期運輸土砂沈積而成的。而礫石的徑粒比泥沙等石頭還要大，因此當礫石擺放在一起時，礫石與礫石之間生成空隙。當水從河溪、地表土壤、地下水補注區等地方滲透補注時，水可留在孔隙之間儲存，形成地下水庫。這也就是臺中盆地地區地下水豐沛的原因，也是最後被自來水建設的工程師看見自然資源的地方。

　　石岡壩、德基水庫、鯉魚潭水庫的建立，再一次改變臺中地區人們與水之間所形成的水地景，也改變河流原有的樣貌。現今葫蘆墩圳系統的取水口是從石岡霸經過豐原淨水廠，透過南幹線輸送水作為農業灌溉。也從水庫與壩體配置淨水場與自來水管線輸送，作為工業與民生用水使用。因此雖然臺中盆地地區並非全部皆被劃入大甲溪流域中，但水圳、地下水井、自來水設備、壩體、水庫等水利設施將臺中盆地地區與大甲溪流域緊密扣合，或者兩者本就相互生成無法分割（圖16）。

　　大範圍來看，人們的生活空間與取水空間從相容變成不相容，而供水與用水範圍也已打破地理界線。因此更需要知道人們在生活空間中如何取用水，瞭解人們如何和水互動的關係演變，找尋對於水體與環境上的認知與認同。這些可視為大範圍改變臺中地區或是甚至是臺灣的水地景，也改變人們與水之間的連結程度，也形塑出屬於這個時代下的水地景。

水圳系統

　　不同族群使用水的文化有所不同，當一個地區有不同族群定居生活時，族群與族群之間、族群與水、土地之間的互動與水文化交雜、豐富地呈現在水地景中。在大甲溪流域相關水地景以及臺中盆地中，現在仍可以看見漢人、平埔族、客家人與水互動或是利用水的痕跡。水圳系統是大甲溪流域相關水利設施建設中，最重要的水利設施之一，也是存在大甲溪流域相關水地景中，相較於其他水利設施還要歷史悠久的，並且也可反映族群之間互動產生的水文化與水地景。

　　以水圳系統為水地景的骨幹，梳理在大甲溪形塑出的水地景時，本團隊著重於從大甲溪延伸至臺中盆地北邊的葫蘆墩圳系統，包含葫蘆墩圳本圳、葫蘆墩圳東汴幹線、葫蘆墩圳下埤幹線葫蘆墩公園區段形成的範圍，以及葫蘆墩圳下埤幹線的浮圳系統（神岡浮圳）範圍。因為人們的糧食與生活生存需求，開鑿水圳，引水灌溉種植水稻，並與不同族群產生互動合作與競爭關係，而這些水利系統與族群互動也是奠基神岡、豐原地區地景發展的根本。在臺中盆地上，建立綿延的水圳，穩定定居者的生存需求，並形成農田散村地景。

臺中盆地葫蘆墩圳的建立，連結大甲溪與族群，奠定現在豐原的都會水地景與神岡的農工地景

　　神岡與豐原位於臺中盆地的北邊，北臨大甲溪，豐原東鄰丘陵山區，神岡西鄰大肚山臺地。現在看到的葫蘆墩圳本圳、葫蘆墩圳東汴幹線、葫蘆墩圳下埤幹線葫蘆墩公園區段形成的帶狀都會水地景，以及葫蘆墩圳下埤幹線浮圳系統（神岡浮圳）的農工交雜的水地景，皆奠基於引大甲溪溪水建立前身為下埤圳、上埤圳、下溪洲圳所組成的葫蘆墩圳系統上發展至今。

葫蘆墩圳本圳與東汴幹線與軟埤溪葫蘆墩公園範圍（豐原區）現今地景

　　葫蘆墩圳系統的流路，從大甲溪延伸至臺中盆地地區，由帶狀的水路，形成網狀的水地景。並在流經不同區段時，可以看見水圳雖然是一直存在的元素，但周遭水地景中的元素或是人們與水圳的互動有所不同，例如農業灌溉、運送輸水、休閒玩樂、清洗生活用品等與水不同的互動，也在不同區段與時代下產生變化。

　　葫蘆墩圳系統的取水口經過幾次變革，而現今的取水口由石岡壩取水，使用倒虹吸管原理，透過地下管線衝力運輸將水送至地表，也因壓力運送的原因形成水柱，並與水道構成水景（圖17）。

　　而後沿著葫蘆墩圳本圳往下溪洲圳以及下埤圳與上埤圳的分水點走。萬定汴至頂角潭兩旁的葫蘆墩圳皆為水泥砌牆，建築、柳樹、景觀步道、道路、工廠構成沿途地景（圖18、19、20）。

　　在葫蘆墩圳本圳角潭路旁一處，也留有洗衣坑（圖19），並架設石板成為運用葫蘆墩圳中的大甲溪溪水洗衣或是生活用品的場所。但現在家戶多使用自來管線接管的洗衣機，過去的水生活空間也有了轉變。

　　大甲溪的溪水在頂角潭分支下埤系統與上埤系統。據在地工作者口述，在進入下埤幹線處設有水門，當流入上埤幹線（流入豐原市區）的水量過多時，會開啟水門將水分流進下埤系統中，而進入下埤系統後，會流經葫蘆墩公園，而後至五大汴，其中一條分水至神岡浮圳。

　　下埤幹線流經位於都會地區的葫蘆墩公園，高樓層建築林立於公園與水圳旁，水圳兩旁也以植栽美化，水圳兩旁也設有步道、休憩區與綠蔭處供人們休憩休息（圖23、24、25）。因水圳水道寬廣、水流量大，因此在地也有辦理在葫蘆墩公園的水圳中滑獨木舟與龍舟。因此下埤幹線葫蘆墩公園區段，除了在末端供給農業灌溉用水外，在都會地區形成人們與水玩樂休憩的地景。

　　而上埤幹線在水上土地公處，再分支為西汴幹線流入大雅、西屯一帶與東汴幹線流入潭子、北屯一帶（圖26、27）。過去農耕時代，農民會在水頭與水尾的地方供奉土地公或是以石頭祭拜，以保佑水源穩定與良好。但此水上土地公（角潭福德祠）與農耕水圳祭祀較無直接關聯。此為臺灣唯一建立在水道上的土地公廟。住宅、道路、土地公廟設立於兩條水圳的中間，形成不同的水地景。

　　東汴幹線流經豐原市區。時而在地表、時而在地下的東汴幹線，區段浮現於地表的水圳與周遭元素形成都會區的水地景（圖28、29）。東汴幹線在過去被加蓋，近年進行第一區段的開蓋，並建立葫蘆墩圳水岸花都，除了運輸農業灌溉用水，也在近代作為都會地帶的休憩區。商業住宅、道路、東汴幹線水道、休憩步道等構成東汴幹線流經市區的水地景，而當東汴幹線位於加蓋區段時，或許也在地下形成不同的水地景。

神岡浮圳範圍現今地景

　　當軟埤溪留至五大汴分水口時，面對水的流路，最右邊為神岡浮圳的支線（圖30、31）。於5月21日神岡浮圳沙龍中，農田水利署大雅工作站賴站長分享，因神岡浮圳所灌溉區域地勢相較於其他支線高，因此會將較多的水灌入神岡浮圳的水道中，以利農民灌溉。

　　沿著神岡浮圳，可以看見浮圳緊鄰道路，道路於黃昏時段車流極大，道路下面緊鄰稻田，稻田中有零散房舍與工廠存在（圖32、33、34）。而稻田與水圳流路是有高度落差的，於神岡浮圳沙龍中，在地水圳文史工作者分享到因神岡浮圳為過去夯土堆疊，是先將溝底打出，並逐年累加高度。因應神岡的河階地形，使用夯土升高，讓水可緩流留至西邊高地使用（臺中市神岡區公所，n.d.；臺中市文化資產處，n.d.）。

漢人未入墾臺中盆地北邊前，平埔族塑造的生活地景

　　過去在臺中盆地未有漢人或客家人開墾時，大甲溪南岸豐原與神岡一帶僅是荒煙蔓草（陳炎正，2004；陳尚美，2010）。而在漢人或客家人開墾前，臺中盆地北邊為平埔族巴宰族的定居區域，而平埔族與漢人及客家人的生活文化、生活經濟截然不同，因此族群文化的不同或許也會影響生活地景的塑造。漢人以稻米為主要糧食，因此在漢人開墾後，生活空間的地景呈現稻田、水圳等水田景緻。而平埔族的經濟制度多數是自主採集、漁獵、狩獵等，當時呈現地景應為獵場、漁獵等。洪敏麟等（1989）編輯的《大甲溪流域開發史》中，提及漢人入墾未佔據在臺中盆地平原的平埔族生活空間前，平埔族自主經濟生產方式為狩獵、漁獵、採集，而後游耕形成旱田。因平埔族的主要經濟生產方式為狩獵及漁獵，因此平埔族狩獵及漁獵的工具與技術比農耕的工具與技術更為進步（洪敏麟等，1989）。

　　不僅是漢人與平埔族分別形塑出水田與獵場旱田的經濟地景不同，與溪流的互動也有所不同。洪敏麟等（1989）編輯的《大甲溪流域開發史》提及，平埔族透過魚筌、大筌、手網、撒網、魚簍、魚籃、標槍、弓箭等漁具，並使用射刺法、網魚法、堰魚法，而沿海平埔族使用魚扈法等技術，進行漁獵漁撈。平埔族因為生活需求捕獵漁獵而在溪中或溪邊架設漁獵工具並發展相對技術，也是形成當時屬於平埔族的生活地景。

在漢人入墾人數增加後，平埔族巴宰族的生活地景逐漸轉為漢人與客家人的生活地景

　　中國生活經濟的不穩定，以致來臺進入臺中盆地入墾者增加，米糧的收成不足，促使入墾者極力開墾，新建水利灌溉系統，以保生活安定。改變豐原與神岡一帶大甲溪南岸、臺中盆地北邊原有的平埔族生活地景。洪敏麟等（1989）編輯的《大甲溪流域開發史》，提到從十六世紀中後業，中國米糧價格上漲，因中國閩南地區的社會經濟政治動盪不安，包含天災人禍、水利設施建立不完善、農耕技術無進步等原因導致稻米收成缺乏。此外，稅收負擔、小農無實際土地控制權、饑荒、傳統男性外出工作等社會經濟問題，皆可能為中國人移民至臺灣找尋生存空間與開墾的原因（洪敏麟等，1989）。

　　中國移民者入墾臺中盆地北邊後，為了糧食穩定，因此極力開墾臺中盆地。但康熙年間禁止漢人開墾原住民的土地，而漢人開墾原住民土地取得繁瑣，但在雍正初年時，開放開墾（洪敏麟等，1989）。因此在雍正年間，漢人與平埔族在臺中盆地、大甲溪南岸的豐原與神岡一帶，透過兩次割地換水建立葫蘆墩圳前身的下埤圳與上埤圳。

　　平埔族岸裡社因為持續協助清朝政府平定起義的平埔族社，因此清朝政府賜大甲溪南岸、大肚山、臺中盆地區域之地，岸裡社擴大至大甲溪南岸與臺中盆地發展（曾惠貞，2006；姚嘉音，2007；陳尚美，2010）。因平埔族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是採集、狩獵、漁獵、游耕旱田，不擅於農耕，在獲得大片荒埔地後，耕種五穀但因無水灌溉，因此收穫不佳（曾惠貞，2006；姚嘉音，2007；陳尚美，2010）。而後與張達京協商合作，由漢人承租農田耕作，建造水圳灌溉渠道，而平埔族則收佃租。臺中盆地北邊、大甲溪南岸一共經過了兩次的割地換水，建立下埤圳及上埤圳，引進大甲溪溪水灌溉。第一次於1723年（雍正元年）張達京與岸裡社合作建立「下埤圳」，並以二八分水，漢人取得現今臺中神岡、大雅、橫山等地區（陳琬翊，2008；陳炎正、廖啟宗，2015）。第二次於1732年（雍正十年）岸裡社的潘墩仔與張達京所組成的六館業戶，合資築埤開闢「上埤圳」，並以14比2分水比例，漢人取得14的分水比例（陳琬翊，2008；陳炎正、廖啟宗，2015）。在建立水圳灌溉系統後，漢人定居於臺中盆地上，生活於鄰近水田與水圳系統之處，但與漢人經濟生產不同的平埔族，因為生活空間逐漸被壓縮，以及無法適應漢人的經濟生產方式，失去生活與生產空間的平埔族轉至內山南投或宜蘭定居（姚嘉音，2007；陳炎正，2004）。

散村的形成與水的關係

　　大甲溪南岸地區從大甲溪沖積出來的沖積扇荒煙蔓草的狀態下，到平埔族定居，建立生活空間。後因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動盪，中國移民來臺人數增加，透過割地換水的方式，漢人在大甲溪南岸的土地建立水利設施開墾成水田，並建立村落，形成散村型態，也形成平埔族與漢人生活交雜空間。

　　人們會建立水圳灌溉系統是因為需要定居與生存，而水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然資源。人們運用水圳灌溉農田，也會利用水圳作為日常飲水、清洗生活用品的地方。聚落也時常定居鄰近或是依附水圳系統的地方。於1904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明治版）（圖35）上可以發現，在臺中盆地北邊，神岡與豐原一帶，聚落型態多為散村，民居建築旁有竹林、小路、水田、水圳、房舍等組合而成的農田地景。

　　洪敏麟等（1989）編輯的《大甲溪流域開發史》中，對於臺中盆地形成的散村水地景也有解讀說明，並提及富田芳郎認為因為墾首制度的開墾組織而形塑的散村地景。富田芳郎認為因為墾首有豐厚資產，從官方或是原住民取得土地開墾權後，將土地劃分給佃農承租並建立佃寮給佃農居住，因而形成散村（洪敏麟等，1989）。

　　洪敏麟等（1989）認為因為水源充足與安全性良好的關係而形成散村。大甲溪水源豐沛，並且引大甲溪溪水建立綿密的水圳系統灌溉至臺中盆地的多數角落。此外，過去漢人與原住民時常因為土地空間利用而產生競爭，但因臺中割地換水漢人與平埔族合作建造水圳系統，因此族群之間的關係較為和諧，以及想擴大開鑿水圳的漢人組成的「六館業戶」是在地擁有較大權力，也可維持在地秩序（洪敏麟等，1989）。若平原上出現小集村，如社口庄、大社庄、翁仔庄等奠基於原住民平埔族部落的居住發展架構上繼續發展（洪敏麟等，1989）。因此於臺中盆地所定居的人們無需因為水源需求、受地形限制或是防衛其他族群等原因集中發展。

　　而陳琬翊（2008）提及，過去清領時期所形成的庄，多數都與水圳有關。於6月21日至神岡浮圳走讀中，在地水圳文史工作者也提及，圳堵庄的形成與浮圳息息相關，因為有水圳的灌溉，人們才會安定定居生產糧食形成村落。可見水圳與聚落形成與生活的重要性。

　　此外，水圳不僅是經濟生產的重要設施，也是居家生活的重要水源。於「自來水事業」篇章中有梳理人們在生活中供水與用水的空間轉變。過去為建立自來水系統時，多數居民取用水圳內的大甲溪溪水作為生活用水與飲水（陳琬翊，2008）。

埤圳灌溉設施與溪流、大甲溪的關係

　　在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時，神岡與豐原地區仍以農耕地景為主要呈現，水田、村落建築、埤圳等構成。而現代的多為都會地景為主要呈現，建築、水圳、壩體等構成。雖然現在從大甲溪溪水引入的水圳系統，是從清領時期就已開鑿，但樣貌與組成仍有所不同。在技術與材料進步，以及與溪流攔水的互動上也有所不同。若需攔水引水，過去使用竹子、石塊等就地取材材料建構攔水堰，而當技術更進步，需要攔水水量增加時，攔水堰體的規模與高度比過去高出許多。而為了減少水道輸水時的滲透率等原因，將水圳水道水泥化，但在過去未有水泥材料的時代下，使用泥土建立土渠。因此水利設施一直存在並構成水地景，但地景也仍持續因應時代的思維變化與技術進步而改變。地景的變化從小單元的地景元素開始改變，將大面積的地景樣貌演變成新的地景，這或許皆有關人們如何思考水，如何取得最大資源的思維相關。例如攔水堰的建立與渠道的水泥化，加速使用溪流內的水資源。

　　埤圳系統有兩個功能，埤用來儲水，圳用來引水灌溉，可將埤視為圳的源頭，而圳為運輸水的渠道（陳炎正，2004）。而水利灌溉設施主要由埤圳、水汴、圳頭、暗涵、支流、陰溝（在水圳末端，排放多餘水量，如葫蘆墩圳軟埤溪）等組成（陳炎正，2004）。在建立上下埤圳時，就於朴子口築埤攔住大甲溪溪水，並引入水圳溝渠中（姚嘉音，2007；陳炎正、廖啟宗，2015）。在臺中地區築埤多使用石笱攔水，石笱的斷面呈橢圓形，在末端散開呈現半圓形，因此橢圓形斷面一端為迎水流面，散開半圓形一端在水流末端，抵擋水流（圖36；陳炎正，2004）。而水流較緩之處，使用構造較小簡單的豎笱，並豎笱之間填蒿草，將水攔住（陳炎正，2004）。

　　而在洪敏麟等（1989）編輯的《大甲溪流域開發史》中提及，在清領時期為民間經營埤圳，因此可買賣埤圳，造成上下游水權水量爭議與浪費水量。也因為為民間私人經營，因此設施相較不穩固，而因大甲溪時常的氾濫，埤圳時常損壞或是被沖毀，成為廢圳（洪敏麟等，1989）。可見建立水利灌溉設施的埤圳攔水與引水需克服大甲溪能量大、水量多、多流路、土砂量大的特性。

　　至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看見私人經營的水設施系統有因無力維護造成年久失修、容易造成用水浪費、埤圳主權轉移混亂，因此日本政府於1902年頒布「公共埤圳組合」將大小與新舊建立的水利設施合併納入公營，包含將下埤圳、上埤圳、下溪洲圳合併成為葫蘆墩圳，也因為當時適逢國際戰爭，需擴大灌溉旱田面積，增加糧食產量，穩定糧食供給 （曾惠貞，2006；陳炎正、廖啟宗，2015）。

　　在戰後國民政府來臺，為了減省土渠水圳輸水流失率以及減少工程用地，新建立的曲道皆使用混泥土鋪底（洪敏麟等，1989）。此外，在戰後圳路多嚴重損壞，政府也為了糧食輸出、民生、軍事使用，修復灌排水利設施，也興建新工程與改革灌溉政策，以增加生產面積與灌溉面積（洪敏麟等，1989）。

蜿蜒水圳與排水道的不同之處

　　水路因為人們的需求不同，呈現不同型態，也形塑出不同的水地景。於6月28日辦理地景沙龍中，地景黃作家分享到開鑿水圳的先民們運用河溪自然蜿蜒的河道建立最省力的水圳灌溉系統，而綿延的水圳系統目的是為了將水運輸到最遠的地方灌溉旱田成為水田，因此必須經過大大小小需要灌溉的水田區塊，形成蜿蜒綿密的水圳水路。而因應防洪所建立的排水道，需在短時間內將水排出土地，因此形成直線型的排水水路。因此在臺中盆地形成不同的水路型態，而水路與人們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也有所區別，兩者水路與人們的互動以及水路的不同型態交織並呈現在水地景中。

　　當人口增加，土地利用空間需求增加時，人們為了保護自身身命財產，因此建立防洪系統，包含抽水站、堤防護岸、排水道等。而排水道是防洪系統中，作為將洪水快速排出土地與河道的水路存在。因為目的是將水快速排出土地，因此所建立的型態是直線，縮短水在土地或是水道中流動的距離。與希望將水運送到各個角落的蜿蜒水圳型態有所不同。於6月28日辦理地景沙龍中，地景黃作家分享在歷史航照中看見麻園頭溪的蜿蜒被拉直作為城市排水道。圖37顯示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的臺中是公告區域排水資料匯入Google Earth中，可以看見直線型的排水道。

葫蘆墩圳本圳與東汴幹線與軟埤溪葫蘆墩公園範圍

農業與都會水地景的變遷

　　曾經所屬大豐原地區的神岡與豐原，在現在葫蘆墩圳系統的地景與脈絡應為同樣的發展。但現今看見葫蘆墩圳本圳與東汴幹線與軟埤溪葫蘆墩公園範圍的都會水地景，這樣的發展在清領時期因為豐原地區的地理位置與水利灌溉系統綿密的網絡開始奠定基礎。在清中葉，因為豐原地區位於不同產業的中心地帶，例如農業稻米與蔗糖、林業木材、民生用品的集散地，因此與神岡有了不同的發展。現今的豐原區在清領後期曾出現林業產業的水地景，後續朝向相較大的街庄及都市規模發展，與神岡的水地景有了不同發展。

　　臺中盆地北邊從最初的荒煙蔓草及楓樹林，轉為平埔族定居的生活地景，可能由獵場、旱田、溪邊漁獵等構築。當漢人來到臺中盆地北邊開墾建立水圳，因為生活空間的重疊與平埔族不適應漢人的生活經濟，生活地景變化為水田與散村型態。而豐原位於產業與民生用品的集散地，以及來到這邊開墾的漢人逐漸增加，因此街庄的發展逐漸擴大。此外，也因為是不同產業的集散地，在過往的豐原也形成有關林業與農業的水地景。也因為交通的建設，與其他地區形成更大的網絡，而人與物品在這個網絡中流動與增加。後因為公共空間需求增加，因此百年水圳地下化，於近年進行區段性開蓋，而人與水圳之間的互動也持續變化中。

農業的水地景

　　因為大甲溪所形成的自然條件與人們因為社會需求而進行的發展，在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時，豐原地區以稻田與散村為主要水地景的形塑元素。豐原位於臺中盆地的北邊，大甲溪沖積扇扇頂的位置，東鄰豐原丘陵，緊靠新社石岡一帶，北臨大甲溪。因為位於大甲溪沖積扇的扇頂，大甲溪帶來沖積土供給豐原地區的農業發展。而農業稻作灌溉離不開水圳系統發展，稻田需水的灌溉得以生長並可將旱田轉至水田擴大稻米糧食的生產。臺中盆地因為有葫蘆墩圳的上埤圳、下埤圳、下溪洲圳的修築，引進大甲溪溪水灌溉，得以發展農業。加上，氣候年均溫適宜，夏雨冬乾，東邊有中央山脈阻擋颱侵襲（吳育臻，2003)。並孕育出「葫蘆墩米」，過去進獻給日本天皇，現今豐原中小學仍以葫蘆墩米作為營養午餐。

都會的水地景

　　現在，從葫蘆墩圳本圳、軟埤溪葫蘆墩圳公園、葫蘆墩圳水岸花都周遭的景觀多數由現代建築、水圳水道（地下化/地表）、道路等元素組成，而現在所看見水圳穿梭在都市空間中的水地景，在清領時期即奠定並於日治時期再擴大發展。豐原地理位置的條件，讓豐原成為商業貿易網絡流動的中心，奠定都市發展，也影響水地景演變。此外，水地景的變化與社會公共因素有關。

　　原本以岸裡大社巴宰族（平埔族）為定居者的臺中盆地北邊，但隨著中國入墾者逐漸增加，在豐原地區形成街庄，並且因葫蘆墩街為其他街庄的地理中心位置（圖38），因此許多買賣在此地發生，也奠定豐原逐漸朝都市方向發展。因水利設施的開鑿，吸引中國移民至此開墾，聚落由早期凝聚血緣發展形成小庄頭，逐漸變為以不同街庄為名的地緣聚落（陳尚美，2010）。從1904年的日治兩萬分之一臺灣堡圖（明治版）（圖38）也可以看見朴仔口庄、大南庄、下溪洲庄、圳寮庄、大社庄、社皮庄、車路墩庄、烏牛欄庄、葫蘆墩庄等的形成。

　　葫蘆墩街形成於清中葉，因位於各街庄的中心，成為各街庄交換與買賣物資的網絡流動中心，例如最早發展的「橫街仔」（現今富春街）、以綢緞舖與日用雜貨店鋪為主的頂街（現今鄰近豐原火車站），以及以農產品、農具、家具為主的下街（今中正路與中山路交會區），而葫蘆墩圳流經葫蘆墩街區中（陳尚美，2010）。加上，豐原本為農業生產地以及鄰近山區的林業，而成為稻米、木材等集散地。而在日治時期，葫蘆墩街區已發展成一街（葫蘆墩街）十一庄，並持續因為人口增加與貿易增加，而擴大發展成為商業貿易中心（圖39；陳尚美，2010）。豐原過去不僅有街庄、水圳、農田交織的水地景，也有林業形塑出的水地景。有關林業詳細的水地景，將於下段說明。

　　此外，交通建設讓不同地區的人與物品流動加速，並且增加彼此之間的連結，使得貿易範圍擴大及人口增加。日治時期的日本政府為了補足水路水運橫向運輸的不足，因此在臺灣發展縱向的鐵路系統，於1908年完成基隆到高雄的縱貫鐵路的通車，促使葫蘆墩街區向外擴張（陳尚美，2010）。並且日本政府因為道路重劃與拓寬、公共衛生、社會安全等實施都市計畫，而豐原歷經大約三次的都市改正規劃，將道路與污水溝拓寬、新建道路、劃設建築線、改為格子型態的街區，但因為中日戰爭的爆發，最後一次進行改正時，資源短缺因而停止，因此多數街道為筆直格子狀，少數者仍保持彎曲（陳尚美，2010）。

　　過去水圳在地表上流經街區，作為農業灌溉用水。現在的城市生活空間有關於水的多數為自然水管線跨越地理界線運送的水，以及景觀休憩使用的。但在過去，居民生活空間中，多數包含直接取用水或是親水的空間——水圳。據在地文史工作者的口述分享以及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2019）於葫蘆墩季刊中提及，過去老一輩會在葫蘆墩圳內玩水，並且摸蜆仔。在過去，親水的空間即在人們生活的空間中。但因為水圳被視為公共空間，當公共空間不足時，葫蘆墩圳的東汴幹線被埋於地底。因此在未掀蓋的期間，人們在空間中與水圳互動的動態以及形成的水地景也暫時消失。

　　因葫蘆墩圳的東汴幹線流經人口密集的市鎮，而豐原又是商業貿易集散地，因此水圳沿岸被侵佔用來買賣商品或是成為丟棄垃圾之地。例如在東汴幹線的沿岸旁架設「吊腳樓」與「竹廣市仔」買賣商品（圖40；趙振宇、林煒宸、謝在宥，2021）。也因為佔用水圳空間，導致圳溝無法進行全面改善，並且因為是承接豐原地區的排水匯流水體以及垃圾丟棄，因此砂礫流入沈積，圳床逐漸增加（陳炎正，2004）。民國69年（1980年），政府為了安置正在改建的豐原第一公有市場，因此將東汴幹線加蓋，並將市場移至加蓋處。市場改建完成後，移回原處，而東汴幹線加蓋段成為聽車空間，後續也陸續加蓋成為停車空間（趙振宇、林煒宸、謝在宥，2021；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2019；陳炎正，2004）。

　　在臺中線市合併後，以及交通系統加速空間與空間之間的流動，影響豐原過往為臺中縣的中心。因此在地議員為了復興過往豐原水鄉澤國的地理位置與發展基礎，將東汴幹線分為三部分進行開蓋，第一段位於豐原國小前已開蓋完成，並且作為休閒休憩的景觀空間，其餘兩段因在地對於停車空間的需求仍於找尋共識中（趙振宇、林煒宸、謝在宥，2021；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2019）。而目前掀蓋作為景觀休憩的帶狀公園，人們也會於步道中散步運動。

　　人們利用自然資源如林木、溪水等形成產業，並在地理空間上形成人與物資的網絡流動，直接影響流動網絡中心的地景。而水及水圳在其中，也因為公共空間發展的關係及水圳對於人們的意義與互動，改變原有水圳及水在街區中形塑出的水地景。

林業的水地景

　　現在的豐原區也曾在出現與林業相關的水地景——大甲溪運輸木材與豐原貯木池。臺灣林業在日治時期盛極一時，從清領時期開始，在戰後經濟復興後續削弱。對於木材的取用，小則為民族的就地取材，大則攸關國際需求，也跨越國家界線形成網絡。在日治時期開發的林場，多運送回日本作為建築與家具等木材業的原料，同時也作為戰事的資源。而在前期，大甲溪的「水」與貯木池不可或缺地將臺灣與日本之間形成網絡。臺灣曾經的三大林場——阿里山林場、太平山林場、八仙山林場現在都改為國家森林遊樂區，而其中八仙山林場位於現今臺中市和平區內，曾經與日治時期的豐原因為木材的運輸有所連結，並在曾經的豐原地區形塑有關產業的水地景（圖41、42、43）。

　　在清領前期，清朝政府禁止漢人進入原住民的領地開墾，但後續因為需求而正式開放漢人入山開墾取得木材。但在乾隆32年（西元1767年），因為清朝政府需大量木材建造船，因此漢人正式開始進入東勢角與新社一帶的山區開伐樟木，並在東勢角鄰近大甲溪畔建立寮房存放器具與居住（簡義倫，2010）。而房舍建立在大甲溪畔或許也因為透過大甲溪水流的運輸可以將木材運至渡船口（簡義倫，2010）。而在東勢也有古廟祭奉魯班先師，顯現東勢匠寮文化。但因開墾地區位於原住民的領地內，原住民容易於溪水乾枯時出沒，也須設法安撫被干擾的原住民（簡義倫，2010）。

　　因為討伐泰雅族時，發現八仙山地區針葉林豐富的日本人，在1915年開伐裡冷溪的木材，透過木馬道與人工運輸，將木材運至大甲溪。透過大甲溪河溪的縱向連結特性，順水流，將木材運至牛木貯木場或是溪畔旁的城鎮等待加工（簡義倫，2010；陳立欣，2009）。木材體積過大、大甲溪水流不易控制、碰撞溪岩或石塊、枯水期受限運輸等原因，木材多遭損毀，因此後續改為鐵軌與臺車運輸，並在十文溪建立袖珍水力發電場運轉電動伏地索道運輸。最後因為作業便利，將牛木貯木池與貯木場移至豐原地區（簡義倫，2010；汪文豪，2011；陳立欣，2009）。

　　為了將珍貴取得的木材，保存妥善，因此貯木池裡的「水」對於特定樹種有著重要的保存作用。水可以使木材從溫度較低的高山運至溫度較高的平地時，減少因為溫度變化而導致木材龜裂或是受損的情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6）。此外，當木材泡於水中時，有助於木材中的樹酯釋放，增加木材使用年限。品質較良好的林木如紅檜、扁柏多數存放於水池的貯木池，維持與增加木材的品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6）。

　　日治時期前期，林業政策為伐木與造林並重，但在中末期需求增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也使日本對於臺灣木料的資源需求急遽增加，加上伐木與運輸系統的改善，八仙山林場開墾面積增加（簡義倫，2010；陳立欣，2009）。而陡峭的八仙山林場的地勢陡峭、土層薄，因此造林成果不如預期，遠小於採伐的面積比例（陳立欣，2009）。在戰後民國初期，八仙山林場已逐漸開伐殆盡，因此民國政府轉為開伐地勢更為陡峭的大雪山林場。在戰後，也因為臺灣處於經濟復興階段，人口急遽增加，不當的林業管理與運用導致臺灣林業日趨式微，逐漸沒落（簡義倫，2010；陳立欣，2009）。

　　或許過去的豐原貯木池已於豐原的地景中消失，也與林業開伐、管理、運用的方式有所改變，皆有關於人們的行動與思維轉變而使過去形成的水地景有所變化。而過去的豐原貯木池已變為現今的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但現在東勢林業文化園區仍有留存貯木池。

　　在不同時代的轉換，產業與技術的更進也直接促成水地景的變遷。在過去的地景中呈現人、產業（林業）與水的關係，但隨著產業的變化，人們使用水的方式、與水的連結、進而形塑的地景皆有所變化。對於大甲溪流域中發展的林業，起初使用大甲溪流水運送木材，呈現河溪原有的樣貌與河流縱向連結上下游的特性。也因為大甲溪最初擁有運輸功能，因此於河畔旁形成匠寮文化及林業文化。但大甲溪溪流的特性，造成木材多數損耗，而改為鐵路與運用大甲溪的支流水力發電運輸。也因為技術的進步，增加水力發電在溪流中的景致，也加速林業的開伐，進而改變因為林業塑造的水地景。產業的變遷，也讓木材存於陸地的貯木池消逝在豐原的地景中。在時代下，產業變遷與技術增進促成水地景的變遷，而我們也與水之間的關係有了變化，也促使水地景的轉變。

神岡浮圳範圍

農工夾雜的水地景

　　現在神岡浮圳周遭呈現工廠、農田、道路、建築主要所構築的地景中，工廠在農耕時代的地景下仍未密集呈現在地景上。而在日治時期已出現輕工業與都市計畫的規劃，在戰後因應經濟復興，進入工業化時代，奠定神岡工廠工業的形成。

　　在日治時期，因政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因此仍以稻米種植等農業為主，但輕工業如碾米廠、製油廠等民生工廠在日治時期就已存在臺灣社會中（陳琬翊，2008；陳琬翊，2006）。在戰後，政府欲復興國家經濟與建設，並且臺灣邁入工業化時代，神岡地區的農田有些逐漸變為工業區。而最早神岡的都市計畫，於日治時期（1944年），日本政府1935年規劃了 「神岡都市計畫」，經後續戰後條件情況調整，於1980年完成修訂並公佈「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其中可以看見有工業區的出現（陳琬翊，2008；陳琬翊，2006）。

　　富饒農業發展與地理要衝位置奠定神岡工業基礎，交通建設增加工業發展的便利。從過去水圳灌溉的發展奠定農業，到後來奠定神岡工業發展的條件。加上，神岡的地理位置，位於豐原與清水的交會的要衝位置，以及交通建設的便利性，國道一號（1978年）、國道四號臺中環線（2002年）、國道三號（2004年）、豐原交流道、神岡交流道等道路，加速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流動與連結，並且提供工業發展的條件（陳琬翊，2006）。建設道路後，可看見工廠沿著道路兩旁林立，也在農田中出現零散的工廠房舍（陳琬翊，2006；圖44）。在臺中縣市尚未合併時，豐原屬於臺中縣的核心地區，而鄰近豐原的神岡也一並被納入「科技商業核心發展帶」，農地改為工業用地，促進地方發展、吸引人口回流（陳琬翊，2006）。

　　過去人們因應需求發展出的水生活元素或是地景，在時代的變動下，空間的關係被埋藏在底下或是移除。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政策，與交通需求增加等相關原因，影響神岡浮圳的保存，促動周遭水地景的改變。浮圳曾因為產業經濟轉變與政策，轉型發展工業科技，而在浮圳所塑造出來的水地景中失去地景的脈絡。

　　臺中市政府依據1990年通過2010年廢止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開發豐洲科技園區第一期，並於2005年完成，以傳統產業進駐為主（臺中市政府，n.d.；全國法規資料庫，n.d.）。而後中央政府於2016年通過的「智慧機械推動方案」政策推動傳統產業轉型與技術提升，並搭配中部科學園區，神岡豐洲二期工業區正開發中（臺中市政府，n.d.；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n.d.）。隨著豐洲工業園區的成立，多數去往豐洲工業區的車流多數通過浮圳路抵達，因此條道路可縮減國道四號與豐洲工業區之間的時間與距離，但緊鄰於浮圳旁的浮圳路寬度對於車流量增加無法負荷，因此臺中市政府啟動浮圳路拓寬計畫，預計把從清領時期所建立的浮圳填平，並在右邊建造一個新的水圳（鄧玫玲，2021；林佩均，2022；郭志榮，2014；歐素美，2015）。但在2016年浮圳申請文化景觀保存，因此浮圳保留下來。

　　神岡的地景於現代開始有了轉變，地景中不僅有水田、浮圳、散村房舍，多了道路與工廠林立於農田之中的地景。產業發展的轉型與經濟政策，也與人們的思維思想形塑地景相關，而每一時代的思維與概念，也將影響地景的變遷。奠基在過去由水圳、村落、稻田所形塑出的地景中，地景中的元素的連結與關係，也將在每個時代下，與時俱進的思維與行動中，再次被重組與打破，或是加入新的元素，再次形成新的地景。

　　水地景，應可以認知為人與水之間互動所形成的。再透過這樣梳理神岡浮圳的地景變遷，或許可隱約發現人與水之間的互動變化。例如從平埔族生活空間來說，直接從溪流中取用資源如水和魚；清領時期，人們直接透過建立的水利設施灌溉農田以及作為生活飲用水；直至現在，當產業轉型成為工業以及興建自來水後，接觸與視覺利用水的方式變得不同，而人們對於方式改變影響對於水的認知可在近一步探討。產業運用水的方式也進行了轉變，或許也影響人們對於水與環境認知變化。

討論/結論

　　梳理石岡壩壩體上下游範圍、葫蘆墩圳本圳與東汴幹線與軟埤溪葫蘆墩公園範圍、神岡浮圳範圍的水地景，瞭解地景是持續變動的，促成地景演變的自然與社會趨力可以是延續性的，也可能是有變化的。從現在的水地景看向過去人們的決策與行為如何成為趨力形塑地景，如何成為地景的塑造者，也顯示人們改變的地景是奠定自然環境下以及自然環境有權力再次改變的地景，彼此互相影響膠著。人們依附水而生，但人們也對於水懷有敬畏之心，對於水也有著不同的需求，可看出人們對於水、土地、河流的心理狀態與需求也為影響水地景轉變的趨力。而瞭解自然與社會趨力，或許便可以預測未來水地景如何變遷，預期我們的水地景會是如何發展。

　　從地景轉變中發現，現今的生活空間與水的空間相容性薄弱，或許從這可以得知水文化是如何斷層，而我們應該如何重拾。此外，在時代的變化下，水地景元素的消失與變遷中我們的文化或許也正在改變，也留下屬於我們的痕跡。

　　而留下的水痕跡，在每個時代也被賦予不同的需求提供者，而現在人們和水之間的互動的改變，或許也改變水利設施的本質，直接改變水地景。隨著時代變遷，過去的文化將會在被賦予新的時代下的定義與意義，重新活化也須將水文化與水議題導入行為習慣與思想中，持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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